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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访左权将军曾经的战场:能不能不像广场
 
来源:人民网   时间:2016年09月12日

如果有人介绍“左权将军,出生在将军村,牺牲在左权县”,你会不会感觉有点别扭?但这确是事实。为了纪念左权将军,湖南和山西的两个地方先后改了名字。

1905年3月15日,左权诞生于湖南黄猫岭;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血洒太行山十字岭。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了,在隔海相望的台湾,军方首次把共产党阵营的左权列为“勇士国魂”以纪念。这给大陆同胞很大的欣慰,因为关于左权将军的最有名的一首歌开头就唱道:“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,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……”国共两党历史上恩怨颇深,影响到了各自对异党抗战英雄的公正评价。而左权,无疑是双方争议最少的一个。所以,由他开启两岸民族认同的破冰航程,应该说在情理之中。

百年沧桑,人物两非,假如左权将军活着,他能找到回家的路吗?

面目全非,诞生110年后 回家的路已难寻觅

左权将军生前肯定不知道“左权县”的存在,他知道的是山西省辽县。辽县是1912年由清王朝的辽州演变来的,到1942年易名前,辽县在历史上只存在了30年。

辽县位于晋冀交界处的太行山脉,由于山高林密,这里成了左权将军生命最后生活和战斗的地方……1942年5月,左权将军殉国后,辽县百姓立即呼吁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,为的是让山川大地铭记一段光荣而又沉重的历史。尽管如此,有人还觉得旧称“辽县”就很好。

可是,让人想不到的是,仅仅在几年前,湖南省将左权将军出生地——黄猫岭及周边几个村落合并成“将军村”。这让对当地历史不熟悉的人,根本不知道想纪念谁。

实际上,“将军村”除了纪念左权将军,还纪念他的堂兄李明灏将军。今天的将军村把与黄猫岭相距不远的——李明灏将军的诞生地——横田村也纳入怀中。所以,这里的将军村,出过两位将军:左权和李明灏。

李明灏是左权姑姑的儿子,长左权8岁。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,1923年冬天出任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。第二年春天,26岁的李明灏回湖南招收青年学生,把自己适龄同辈亲戚一网搜光。被他召集走的有:18岁的左权、左权的哥哥左棠、左权的姐夫李人幹。遗憾的是,李人幹过早地牺牲在东征战场上,而左棠负伤退役。

李明灏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、南京中央军校教育处长、成都分校和武汉分校的主任。1948年脱离国民党赴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,次年促成了湖南省和平解放。

把两位将军出生的黄猫岭和横田村合称将军村的动力来自哪里?是来自对“将军”一词的“炫耀”,还是对两位将军本真的尊重?实际上,中国的“将军村”很多了,简单百度一下,广东三个,安徽两个,湖北、福建、四川、云南、辽宁各一个。令人不解的是,湖南凑了热闹后,让生长于斯的两位将军找不到了回家的路。

老族谱持有人不知名字在册

水库里不见降生的屋檐

王孝柏是定居在湘潭的一位研究左权将军生平的专家,1990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了《左权传》。2012年,在左权将军殉国70年之际,再版了《左权传》,并出版了《左权年谱》。他的两本书,是国内研究左权将军生平的最重要的成果,几乎凝聚了他一生的努力和一生的辛酸与愤怒。

今年初,笔者到湘潭采访王孝柏。这位面相看上去有点像毛泽东的湖南人说:“我在醴陵找到了《湖南醴陵左氏族谱》,我指着一个名字告诉《族谱》持有人,这个人就是左权。人家惊讶地说:‘这就是左权呀?’”

原来,在醴陵乡下,左权不以左权名。在这本雕版印刷的老族谱里有这样的文字:

兆新三子:纪传。册名“传”,字孽麟,号叔仁。醴陵县立中学校修业,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毕业。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二月初十亥时生。

娶陈氏。字湘芸,邑北易家冲谨吾之女。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初六日子时生。

子一,馥生。

字、号、经历都对,就是名不对。不少传记里说左权曾叫“左纪权”,由此看来,并无此叫法。左权原名纪传。如果左纪传的单名叫“左传”的话,很难与古代典籍《左传》区分开来。即使读音不同,也写不出不同。这是不是到了广州之后改名为“左权”的理由?还有,在醴陵话的读音中,“左传(chuan)”和“左权”是不是很相似?

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,湘潭军分区宣传科文艺兵王孝柏就萌生了创作《左权传》的念头。那时,醴陵是湘潭下辖县。1983年初,“湘潭地区”撤销,原下辖的攸县、茶陵县、酃县、醴陵县划归株洲市。1985年,醴陵县改市,1994年酃县更名炎陵县。至此,株洲名下有:醴陵、攸(you)县、茶陵、炎陵。面对不断的更改地名,王孝柏带我去醴陵采访的路上调侃说:“有人建议,把攸县改成攸陵!”只是“攸陵”与“幽灵”同音,不知道审批部门同意不同意。

王孝柏在《左权年谱》里说左权将军的诞生地是:湖南省醴陵县北一区平桥乡睦华村黄猫岭。而今,县成了市,区不复有,乡、村都改了名。要找左权将军的家乡,应该找: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新阳乡将军村,与将军出生时的称谓完全不同。

到株洲火车站接我们的是将军村的左文勇。他开车拉我们到了一个人口聚居点,一道大坝横在眼前,写着“黄茅水库”。王孝柏、左文勇不约而同地告诉我:“左权将军出生地就在水库里面。”

走上“黄茅水库”堤坝,眼前左侧的低矮土丘就是“黄猫岭”,也写“黄茅岭”。两个叫法各有来历。前者是因为整个土丘远望像卧猫,而黄色茅草覆盖着;后者直谓黄色茅草。

王孝柏讲,在修筑水坝前,左权出生的左家屋场就在黄猫岭脚下。左家屋场前面是一条河,河的两岸是稻田。左权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里,下河插秧,上山砍柴。1923年18岁的左权被表兄招生离开家乡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1949年7月,解放军南下,朱德命令所有南下部队路过醴陵县时都要看望左权的母亲。因为总司令发话,所以,不论哪个部队,来到左家屋场见到老太太,都亲切地说:“我们是您的儿子!”

渐渐地,老太太终于明白:“小儿子已经血洒战场。”于是,由返乡的儿子左棠代笔,老太太写下了这样的话:“吾儿抗日成仁,死得其所,不愧有志男儿!”

老太太去世后的1958年,大跃进之风刮到醴陵,黄猫岭人迁移到库区外,左权诞生地沉入水底。

故居要不要开发成别墅?

战场能不能不像广场?

故乡没有故居,即使抗战胜利70年了,依旧没有。于是,左文勇计划修复。在水库大坝上,他告诉我,有人要将水库周边的山丘开发成“将军别墅”,有山有水,这里将成为最好的休闲处。我心里一惊,如果眼前全是楼盘豪宅,丝毫不见100年前湘东乡间少年左权的生活场景,我来此地是不是比茫茫一片水更失望?

左权将军最有名的遗址是太行十字岭。1999年我第一次登临,人居高处,一览众山小的感受非常强烈。因为是重要的革命烈士纪念地,后来削了山头填了沟壑建成平整铺满水泥砖的巨大广场,还盖了两排房子。于是,2013年再次登上十字岭,远山已被屏蔽,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,觉得人工的痕迹太重了。1999年还可见到的“左权将军临时寄埋处”,2013年未找到。“战场”成了“广场”,而且地处偏远,鲜有人来,这于环境,于社会,不都是浪费吗?

倘若左权将军在天有灵,他会是什么感受?

殉国前三天的1942年5月22日,左权将军在辽县麻田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写信,表达对女儿太北的思念。不过,他理性地说:“我虽如此爱太北,但如时局有变,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,不必顾及我……别时容易见时难。……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,明日准备搬家了。”

23日、24日,面对日军实施周密的“铁壁合围计划”,左权将军和彭德怀、罗瑞卿等指挥非作战部队向辽县柴城后沟方向突围。激战两天,损失惨重。25日午后,已经登临十字岭的左权将军只要翻越山岭就会进入相对安全的区域。但他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高处指挥部队突围,结果被日军炮弹击中,血洒十字岭……

73年后,这里不仅有阔气的广场,而且登山的路也现代化了。“激战十字岭”的感受会不会少了、淡了?当年严峻的战场原貌,已经被建设者的好心悄然地消解掉了?2014年8月十字岭被国务院列入“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名录”,但大家怀着敬仰心情登临十字岭的时候,发现与普通城市小区广场建设思路相同,会不会生出遗憾?

到十字岭后,一定要到附近左权将军离开73年的“麻田八路军总部”看看。麻田总部在近20年来的反复建设,与原貌相比,已经变化很大。

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但“总部”是按照基层领导的旅游意图不断改造的。当地管理部门不差钱,所以在总部侧旁先建了一座比总部还巍峨的大院,接着是仿汉唐大门、体量超过总部的巨型诗碑。院里还建了个汉白玉亭子,标明是“彭总下棋处”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在几百米外建了座日军炮楼。这还不够,2006年毁了数十亩水稻田建“八路军广场”,最终因左权将军女儿反对,广场改为停车场。

可是,换了个领导,这一切全部拆除,依傍着总部,新造了一片旧式平房,在当时并不存在的平房里想当然地安插了各个部门。但因为房子太新了,就花钱请北京专家来做旧。

假如左权将军知道为了纪念他和他的战友而如此“折腾”百姓,他会高兴吗?

从龙岩到邯郸,建设的脚步不停

王孝柏与时间赛跑

1930年,25岁的左权由苏联留学归国来到中央苏区——福建龙岩。在这里,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——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教育长。今年初,笔者来到龙岩,党史专家郑学秋说:“学校拆了,盖了楼,就是闽西宾馆。我们已经挂了‘县级文物保护单位’的牌子,但他们要拆,不理睬我们,我们保护不住。”

1930年底,左权出任新组建的新十二军军长。相隔几十年间,郑学秋大学毕业分配到龙岩时,新十二军军部原址还在,是县医院。但如今也拆了,盖了三座楼房。郑学秋说:“左权在龙岩革命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。但是,没人重视文物保护,说拆就拆,我们只是研究,没有任何权力,有什么办法?”

从龙岩经过被新建筑压抑着的和凤凰并称“中国最美山城”的长汀,直奔江西,我在瑞金找到了“中国工农红军学校”旧址。1932年6月,左权陷入人生低谷,因“托派”嫌疑而被背上“留党察看”处分。在他任职于此的一段时间里,先后担任校长的是刘伯承和叶剑英。

赣南经济比闽西落后,所以“中国工农红军学校”旧址还在。这所学校先在瑞金天后宫创建,而后搬到瑞金西门杨家宗祠。天后宫基本没有保护,任其衰败,部分建筑被利用为新创设的佛堂。而杨家祠堂地处瑞金市中心,占地面积大,打这块地皮主意的人不少,所以,“拆”像一把剑,始终悬着。笔者了解到,西门杨家是当地望族,代代有名流。

守候于此的一位长者向我展示了新修订的全套杨家族谱,他说:“经常有北京的人来拍电视,他们告诉我,一定要原样保护祠堂……”

左权的名字在祠堂的墙上有介绍,但是左权在这里住在哪间房里,现已无从知晓。

从瑞金开启长征路,边打边行到达陕北。七七事变后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抗日前线,左权将军一日不曾离开战场。1950年10月21日,左权将军遗骨从太行山移至河北邯郸烈士陵园安葬。遗憾的是,2014年笔者来到将军墓前,而陵园外拔地而起的楼宇正压迫过来。在一个应该产生神圣感的地方,俗世生活场景扑面而至。

“建设的冲动”始终不肯停歇,但踏实的研究却不多。王孝柏身在民间的位置,经历无数困难,自费30余万元,终于独自完成了《左权传》和《左权年谱》,其中的甘苦难以与人细说。2012年的图书市场,他的书没有销路。出版社要求他包销3000套、16万块钱。王孝柏跑到左权将军的出生地、殉国地、安葬地,希望各地宣传部门帮助他,结果一无所获。

王孝柏当然不是完人,但是,抗战胜利70年了,假如没有他近40年的奔走不停笔耕不辍,我们用什么还原左权将军的一生?

40年里,与左权将军共事的人老了,病去,去世了,左权将军住过的建筑物拆了,毁了。把这一切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王孝柏以非凡的毅力坚持跑遍全国尽力寻找。他的壮举感动了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,刘志兰曾对他说:“你要是我儿子多好!”

王孝柏搜集下的资料也有人羡慕,醴陵官方还向他借去展示。如果人们怀着更多的温暖来和他谈论左权将军,吃了很多苦头的王孝柏会更开心。我想,假如怀着温暖和理性去呵护左权将军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,是不是将军的在天之灵会更欣慰?这无关旅游,无关开发,无关发展,只与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文化与自己的英雄有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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