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洣水汤汤流日月——读清同治《酃县志》
 
来源:周新发   时间:2010年07月20日

酃县(今炎陵县)于南宋嘉定四年(1211)设县,迄今八百年。期间,隶属沿革,制度损益,风物兴废,人文盛衰,唯县志可资稽考。有鉴于此,炎帝(炎陵)文化研究会理事会商定,将清同治十二年《酃县志》以“标点、注释本”排版印刷,既供研究之用,亦作建县八百周年纪念。

  同治十二年《酃县志》(以下简称县志)写了些什么?

  县志凡20卷,约40万字,纂662年史,涉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个朝代之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化、宗教、民族、风俗诸方面,尤详税赋、科举、秩官、营建、户口、典礼等制度及其沿革。载人物(含人名)千余,录山水名胜、水利桥梁、庙宇凉亭(含地名)千余,留存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。

 

四朝兴衰

  南宋嘉定四年至祥兴二年(1279),历68载(其中后9载为宋、元并存),为酃之初设时期,百凡草创。县辖三乡,人口不足三千,“县学与县署并在治西”。此间,毗邻州县有少量居民迁入,置业于康乐、霞阳等平衍地区。迨元朝至元二十一年(1284),举县民户六百,岁输二十四锭(折银1200两)。元代97年间(12711368),社会动荡,民生凋敝。县志仅载改建学校于东门外一举,余不见叙。

  明代,社会相对稳定。远近汉、瑶居民先后徙入,人口略增。嘉靖十五年(1536),全县编户十四里,田土106400亩,粮赋(秋粮米加夏熟米)14574石。至明末,全县人口11400。终明一代,重建县署,筑造城墙;扩建学校、加广学额;修葺帝陵,恭奉祀礼。沉疴渐甦,人文日兴,经济民生,多有建树。

  顺治四年(1647)湖南始入大清版图。五年至十一年,南楚战火连绵。山陬小县,曾屯兵十余万众。百姓逃亡,田地荒芜。嗣后,清廷实行休养生息之策,鼓励垦荒,发给耕牛谷种。于是闽、粤、赣省大量居民迁入,山地多被垦辟。仅顺治十五年(1658)至康熙六年(1667),垦荒24533亩。至乾隆三十年(1765),全县有居民18901户,80120口;田地116800亩,赋银9735两。同治十年(1871)人口增至118381,百年间增38000余人。康熙至道光间,为建县后发展最快时期。不仅民生改善,生聚大增,而且人文蔚起,百废俱兴。此间,三修县志,九修帝陵。学宫、书院得以扩充完善,几与通衢大县媲美。

 

四“疾”始末

  县志所载数百年中,酃人于天下苍生共受之苦以外,还承受高额田赋、战火离乱、灾害肆虐、交通闭塞等非常之疾。

  高额田赋  酃“处万山中,田多鱼鳞小丘,座落冲垅岭壁,五日雨则苦涝,五日不雨则苦旱”。同等收获,要比平原地区多付出数倍劳作,而田赋却出奇地高于衡州府所属县及其它周边县。不合理之赋税,终明、清两代困扰酃县官民。

  此案缘起明隆庆年间,丈官马晋因“供帐不足”,将酃田原本三等定赋,砍去下等,独留上中;又将上中等田按等内高档定赋。以至上等田每亩科粮一斗二升余,中等九升余,高于它县一至三倍。全县田赋额粮由每年7000余石,增至13000余石。有明一代,仅万历间因水灾冲毁,奏准豁免“永不成田”10300亩,田赋1311石。

  清代以明末田赋为原额,并将田亩面积、等级、赋额编成《赋役全书》,严饬各县按《全书》成例收取赋税。前后县令多以田赋等级、赋额不合理事呈请豁减,亦有“御祭官”回朝复命时面奏皇帝,为酃请命,然均以《全书》已成定例而不受理,甚而饬令查办相关人等。直至康熙六十年,以“新垦土地按地则(即旱土标准,赋额与下等田同)科征纳赋”上报,获准减去新垦土地税银1938两。

  清康熙间又以滇黔用兵,复征“九厘饷银”(明万历间因辽东战事,于正赋外每亩加收“九厘辽饷”)。它县按田亩计征,独酃按粮计征,在高额税赋之上再次浮高,每年多征银530余两。至同治时,全县田地塘101778亩,征银9075两(折稻谷约3·3万石)。

 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,沉重的税赋通过地租转嫁给了广大佃农。地主豪绅、寺庙、祠堂等占有六成以上土地,而七成以上的农户少地或无地,只能以佃租土地维持生计,每亩交租谷达23石(1石合今71·616千克),占常年产量的67成。

  税赋之外,尚有徭役。成规以外,犹有加派。明永乐七年,为建造北京宫殿,在万阳山(县境内)伐运木料,实行三丁抽一,五丁抽二,“户之死而逃者殆半”。康熙初,清廷征剿大顺军余部“西山十三家”,此役(志称“驮夫之役”)历时两年,征用人力、物力无算。事竣,酃县民夫“捐委道途,扶疮归葬者二十余名。”

  战火离乱  酃为吴头楚尾,湘粤赣通道,山高林密,地势险要。每临世乱,兵家视为要冲。兵之所向,战火接踵。烧杀抢劫,“流离伤残之苦,未有逾此一隅者”。

  元至正二十年,农民起义军陈友谅所部散兵游勇,攻陷酃县,“肆行剽掠”,焚毁县署、学校、民舍。乡民自发结寨防御,死伤者众。

  明正德六年、九年广福农民起义军之一部,两次攻入县境,“火民所居,三日始息。”

  清顺治五至八年,抗清武装数次入境。先是五年四月,南明彭嵩年、白文明等从衡州退驻酃县,聚众抗清;继有金声恒部张士举、盖遇时从江西入境,两部人马十余万众,“蚁屯乡聚,焚掳屠戮”,“人民十亡其八九”。顺治八年,复有广东抗清武装红巾军万余,攻占县城,知县徐鼎臣、于琨先后被杀。至顺治十一年,知县傅继说“招集流亡,仅得老幼一千二百人”。

  清咸丰五年九月,广东天地会会众万余从茶陵攻入酃县,延至年末,方退居永宁(宁冈)。六年,又数次会合驻永宁太平天国军攻酃。官府纠聚团练乡勇,设防抵御。攻守之中,两败俱伤,百姓多逃亡他乡。

  此外,明清间尚有6次小股农民起义军、3次绿林武装攻入县境或县城。本县农民亦曾两次举行反抗官府之小规模武装行动。

  农民革命战争推动了历史前进。然战火所至,玉石俱焚,黎民百姓遭受的离乱之苦亦毋庸隐晦。

  灾害肆虐  志载662年间自然灾害,计洪水16次,干旱2次,冰雹3次,大雪冰冻2次,飓风5次,地震(波及)3次,虫(蝗、螟)灾2次。元大德元年七月洪水,一次淹毙300余人;清道光十三年四月大水,中村何姓一家40余口全部淹死。咸丰三年六月,“淫雨如注,平地水数丈,冲塌民庐、石桥,男妇大小淹毙无数。”灾害过后,饥疫随至。大饥之年,民采“白泥”、“竹实”、“蕨根”为食;有记载的瘟疫5次,其中顺治十四年秋,一疫病死384人,知县王永昌举家身亡。又有虎患4次,康熙七年有虎吃人,“樵牧皆寂”;雍正四年,猛虎入城;乾隆七年秋,一虎曾伤百人。

  交通闭塞  酃处偏陬,环县皆山。岀县通道,西至衡州府陆程三百里,水程六百里;至省城长沙陆程六百里,水程八百五十里。而西路“要塞”桥头岭,则四面崭绝,羊肠一线,上下十五里,须舍马、舆(小轿)步行。东去江西永宁(宁冈)、龙泉(遂川),南走兴宁(资兴)、桂东,皆山径险道,常有虎豹、“强盗”之虞。县内道途,除县城通往东乡沔渡、南乡水口、西乡炎帝陵等处有官道外,其余均为崎岖小路。又有沔水、斜濑、河漠及洣水等河津,全凭舟渡(间或修有桥梁,常被水毁),春夏骤涨,行旅望叹。县不通驿传,公文往来由铺司(铺卒)递送,自县前铺递至石鼓铺,再至斜濑铺,然后逾桥头岭,至茶陵牛路铺。

  县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,木材、粮食以水运输出。最为难堪者食盐,需从广东仁化、乐昌等地,以人力挑运。去时一担茶(桐)油,回时一担食盐。爬山越岭,往返千余里,历时近一月。如遇战乱,盐道中阻,则食盐腾贵,贫民常断盐淡食。

  交通不便,滞阻了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。如炎帝陵祭祀,虽有定例,但仍视酃县为畏途。宋太平兴国年间,因“御祭官”舟覆洣水而奏请在茶陵城南建庙,使陵、庙异处达百余载。清康熙三十六年,陪祀官谢允文记述,从衡州至炎帝陵,马、舆、舟、步兼程,往返一旬。官员跋涉尚如此艰难,黎庶则叹无奈;清代若此,清以往更不待言。故司马迁停棹湘水,骆宾王辍笔瓜寮(县东十都),徐霞客止步茶陵。致使炎帝神农氏葬地未能载入古史,而班固则把“泥水”作洣水发源,遗误数代。

 

民风士气

  酃邑山水,滋润含蓄,雍容博厚。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,而且荟萃了四方人文。远古农耕,遗韵犹新;先后移民,自强不息;南风北俗,荟萃融合,形成重教兴学、急公好义、孝悌修睦、崇文尚武等文化传统。

  重教兴学  邑素重教,举凡办学之事,一人首倡,众人附和。家有三日粮,先供读书郎。

  旧时学校指县学,又称学宫、文庙,为地方官学。县学初在城西,元至元二十三年改建于东城外,明洪武三年重建。清代于顺治十五年、康熙九年、乾隆元年、三十年、嘉庆五年、道光四年等数次重建、扩建。

  书院,由民间或官府设立,为士子读书、讲学之所,辅县学之不足。书院始建于置县之初,有邑士尹沂所创台山书院。递有明成化间宿儒谭如春建天香书院。清康、乾间,社会安定,人口剧增,县学不足。康熙五十一、五十六年于西城与东城分别创建黄龙、天河书院。乾隆二十年于黄龙书院旧址,修建烈山书院,嘉庆二年复置地扩建,并更名洣泉。嘉庆二十二年于县城东郊创梅冈书院。道光五年以洣泉狭窄,于城北新建酃湖书院。同治二年又以酃湖风水欠佳,不利科举,邑人万典章独资40余万两,重建洣泉书院。至清同治时,除洣泉、梅冈外,尚有义学书院12所(不含私塾)。

  为方便士子考试,乾隆三十六年建县考棚;道光三年建酃县试馆于省会长沙;二十一年于衡州府城建府试考棚。

  学校维修与日常用费,县学以学田、书院以“膏火修金田”租金维持。田亩主要由民间义捐,亦有官田拨入。清同治间,县学有学田105亩,永为“学师薪水之资”和“捡盖(维修)”之费;书院有“膏火修金田”,洣泉370亩,梅冈166亩。每亩收田租2石(稻谷)或银55分,交纳税赋后之余资用于教师薪资及学生灯火、考卷、伙食补助等开销。此外还有资助会试路费及举行“宾兴礼”(宴请年高德懋者与当年应举之士)之“宾兴田”,洣泉180亩,梅冈70亩。

  无论修建学宫、书院,还是购置学田、“膏火修金”田、“宾兴”田,均由县令、学官或士绅、宿儒首倡,民间踊跃捐输并组织实施,其中亦不乏官员捐出薪俸或养廉银。凡有兴教助学之举,均可报批立碑,以示激励。

  据县志不完全录载,建县以来,全县科举取士(外迁转籍者未录):进士25人、举人50人、贡生387人。另有辟荐36人。诚然,科举不足以量衡一邑之学,然亦可窥地方人文之一斑。

  急公好义  旧时地方公益,辄由首士倡议,社会乐捐,官府指导,民间实施。县志所举学宫、书院、试院、城墙、桥梁、道路、凉亭与义渡、义冢、义仓、育婴堂之建置与维修(或运行),以及炎帝陵修葺、景点之建造等,几乎都是民间举资出力,而酃人乐此不疲。

  明嘉靖、万历,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间炎帝陵之重建与修葺,皆为民间捐资。道光间,于陵山修建飞香亭、味草亭、咏丰台,则由士绅举资认建。宋陈平宁祖孙矢志不渝,修成西城安济桥;清罗骧耗资千金,四修酃茶交界之溅里桥,直至功成。沔渡、斜濑、王家渡、河漠、水口等通衢大桥,辄由民间“桥会”筹资兴建与维护。为“一邑四达之冲”的斜濑桥,道光七年由邑绅倡修,“慕义者皆争先输将”,建成九孔石桥,阔二丈,长三十余丈。嘉庆六年,设立“减粜义仓”,即于城乡建仓贮谷,用于救灾,以补官府“常平仓”之不足、不时。此举虽有官田拨入,但主要由民间义捐(田亩、稻谷)。道光末年,“减粜义仓”有田173亩,年收租贮谷346石。同治三年,各地民众又新捐积谷4009石,充盈仓贮。

  邑多好义之士,于热心公益外,不乏见利思义,见义勇为,扶贫济困之举。元至正二十三年,朱元璋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,邑士李玑遣人输米百余艘至朱元璋军中,解其缺粮之困;明正统间,吴楚大饥,李珩“输粟以济饥民”。递遇邑内饥荒,又开仓借谷不计息,并拓茆花岭山路,以通搬运。清代有罗永昌路拾百余金,“夜雪严寒,坐候以还原主”;邑士谭显名,慕范仲淹“义田赡族”,捐田50亩,助族中穷困者读书、婚配、养老、安葬;刘紃路遇粤民张某卖妻还债,出数十金代偿,全其夫妇;罗世蔚教书兴宁,有寄放50两银者不久病卒,罗寄书其家人取还。诸如恤贫困、焚债券、建茶亭、赠药资、捐棺木、修义冢,排纠纷,戒游惰等,县志不吝笔墨,皆胪列入《传》。

  孝悌修睦  孝敬父母,友爱兄弟,和睦邻里,为传统美德。县志以《孝友》为59人立传,又以《贤孝》为7位女性立传。它如《笃行》、《耆寿》卷,虽未专载,亦有旁及。

  《孝友》取材广泛。贫者如甘光裕,家苦寒,母病欲食肉,甘“暗割股肉,潜烹以奉”;士者如周士偁,避兵乱于外地,兄弟二人被执,乱兵欲刃其兄,士偁请以身代,兵感其举,刺其颈而去;耕者如石清贵,家寒素,父早逝,母患疯疾,起居必亲自背负,在外耕种,必定时回家探视,十八年如一日;长者如刘扳鳌,年逾六十,侍奉双亲,“犹作婴儿态,以博亲欢”;孝女如高盛昌女,年13岁,随母上山采樵,有虎忽咆哮而来,噬其母;女以竹竿打救,虎始脱而去;贤妇有张尹氏,家贫卖草为生,翁姑中年残废,卧床十八载,“饮食寝浴,氏亲奉,秽污不辞”。今人读至此节,亦当为之肃然而生敬意。

  崇文尚武  科举制度以文取士,士子多重文轻武,而酃独崇文尚武。文者不忘武略,如明末举人邹统鲁,为两粤总督(沈犹龙)献“保粤莫如援楚”之策,并请兵取衡;清初贡生罗士彝则两上征南将军(穆占)书,陈“进取与剿抚方略”,力主剿抚并举。武者不弃文教,明进士刘隐任南韶兵备,“虽兵革旁午”,仍修葺书院,延请宿儒,“集诸生肄业”。

  尚武风气,源自山居自卫,防匪拒盗。村庄或家族,常于农闲习拳练棍,节庆则舞龙耍狮,集习武强身与文化娱乐为一体。每逢兵兴盗发,或村自为垒,或集众用武。其胆识武略过人、保境安众有功者,皆入《忠义》。

  崇文尚武之风,造就众多文臣将弁。县志以《选举》(载科举出身者)列武举人5人、武职官26人;载文职官数百人,其中守土官有知州(知府)8人(另副职8),知县41人(另代理或试用8、副职31),学官115人(内教授12、学正8、教谕与训导89,国子监助教、宫廷及王府教习等6)。另有品级较高之朝官数十人。又以《文苑》传文士45人。尝有明代进士刘稳、周希毕、贺一孝三人同日谒选南京兵部主事、河南按察使、陕西按察使,吏部奇之曰:“不意一县同日三官”。

  旧时职官不尽出于科举。因功或杂途擢官而不列《选举》者,文武各数十人,皆散见于《人物》与《事纪》。

 

雪泥鸿爪

  苏轼有诗: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一部县志犹如千里雪泥,必遗守土官之印记。

  旧时,县设主官、佐官各一。佐官称谓因朝代而异,小县有称县丞、主簿、县尉、典史者。县设教官(有教谕、训导),均单独开署。

  《秩官》载职官名录485人(多有缺失),其中宋2,元13,明182,清288。职官中列知县182人,县丞、主簿5人,典史87人,驻防35人,教谕、训导176人。又以《循良》为50人立传,其中宋、元各1,明17,清31。按官职分,知县34,教职11,其他5。知县多出身进士,次而举人,较少杂途。首任桂如渊,宋嘉定四年由江华知县任调莅;在职最长者为李朝事,清顺治十五年知县事,守土16载;殁于任所者有宋黄端卿,淳佑七年为绿林杀害;清徐鼐臣、于琨,顺治八年先后为抗清武装所杀;顺治十四年县大疫,又有知县王永昌举家身亡。

  政绩  知县之责为征收税赋、审理案件、缉拿盗寇、兴利劝农、督学化风等。诸事将就,即为称职。然欲获“爱民”与“科税”之双赢,诚非易事,即便颇具干才的县令,亦常感喟“抚字心劳,催科政拙”。

  官(人)品  县志以清廉、勤勉品评官吏,视淡薄民瘼、“矫饰外貌”者为俗吏。务实者,“悃愊无华”;清廉者,“只饮民间一杯水”。明云南霑化人庄大化,天启六年知县事,在任废汰火耗、赎鍰(以钱赎罪)。县衙柴米,照市价平买,俸薪外不取民间一钱。六载任满离任,“行李萧然”,士民凑银十余两以赠,力却之。因无路费,留滞岳阳三载,以教私塾为生,为“寒士所不能堪者”;康熙四十年知县、江宁人王元臣,洁己爱民,捐俸购茶、桐、柏、竹、榛、栗、桑、麻等苗木教民种植。每朔望后一日,单骑赴乡劝农并问民疾苦;清乾隆间知县赵宗文,作纺织工具,教酃之妇女纺织。又刻印《训俗编》示民,用化风俗。在官数年,刑清政简,囹圄空虚。其节操风范,时称楷模。  

    口碑  政绩由有司考核,口碑即民间话语,来自主流民意。小县山民,纯朴实在。官员办事公道,无贪渎枉法,进而关切民瘼,兴利除弊,即有好评。倘能敬修祀典、兴文重教、礼贤下士,尤能获士绅赞扬,其口碑更为丰美。清初县令李朝事为减轻赋税事为民请命,吴日炎继而为之,几乎丢官;明成化间县令苏源,慈祥廉洁,詢察民隐,殷然如家人父子。尝自署楹联云:“卧理优游与民乐;居心严密有天知”。乾隆间县令林愈蕃,冒雪视察边境,见山民“蓬首菜色,衣不蔽体”,“种包粟度日,田荒赋存,实所难堪”,感叹之余,许以垫交税赋。如此作为,皆能留下口碑。

  感戴  民间感恩,有请求留任、立“去思碑”、俎道饯别、“立祠置田祀之”等方式。志载,为县令立生祠并置田祭祀者凡五人。康熙间知县俞曰都,任职二载,革弊兴利,公余进邑士谈论道德文章,百姓戴若父母。离任后建“俞侯讲堂”,置田祀之。递有乾隆七年知县吴嗣正,“制行正大,立法严明”,“却馈送,绝请托,案无留牍”。尝自题楹联:“国事如家事;民情即己情”。大堂题额:“政如农功”。调离之日,士民遮道祖饯。江西人吴世忠,万历间知县事。洁己爱民,著《为学须知》以训士,讲课无虚日。遇洪水毁田,力请奏“蠲永不成田粮”。后迁桂阳知州,士民攀留不得,为立祠尸祝(祭祀)之。

  县志“虽彰善不扬恶,而人品之贤否,政绩之得失”,尽在言或不言之中。

 

钟灵汇秀

  酃有“文明奥区,湘东福地”之誉。境多奇山异水、名胜古迹、仙宇神庙。县志列名山81座,河溪井泉38处,古迹古墓53座,寺观庙宇178座(不含宗祠),关隘、桥梁、渡口94处,亭、坊、塔118座。邑人雅契在林丘,仕宦寄情于名胜,常“瞻古陵而思跻民于仁寿之域,酌酃水而期明志于洁清”。

  名山  桥梁岭、鹿原坡、崖阴山、霭仙山,炎帝圣迹犹在;团苍山、青台山,黄茅墩、七宝山,为县治与帝陵“地脉”所系。巍峨有万阳山、鹫峰、云秋山、五灵山;耸秀如屏水山、大峰砻、九潭山。而泰和山、白鹤山、文昌峰、湘山、灵谷、雷山,传是神仙驾鹤之所;天马山、金钟山、凤凰山、螺石峰、笔架峰、飞凤岩,则千姿百态,拟人拟物。

  有山必有隘。志载关隘21处,其中寨、堡11。断垒遗镞,给后人留下无穷遐思。

  名泉  名山出名泉。除河流外,志举古泉7、潭9、溪6、泷2。有“声如鸣玉”的鸣玉泉,“有沙如金”的金沙泉;鹤潭飞浪似鹤,跳鱼泷逆水跃鱼;龙潭传许旌阳斩蛟,擂鼓潭铭岳武穆横枪;更有特酿酃酒之醽醁泉,独产罗浮鱼之罗浮江。碧水清泉,沁入人文,愈觉鲜甜。

  古迹 《山川》卷记古迹17座、古墓36座、坊28座、文塔3座。古则古矣,炎帝神农氏长眠鹿原陂;名则名矣,唐目莲尊者诞于王舍城、后晋尚书欧阳启赋闲紫金园、后唐金吾大将谭进颇魂归米筛坪;宋处士谭嗣祖读书之麦园可辨,清知府黄岳牧摩崖能识。“经名贤之故宅,览先哲之遗编,犹有旷世相感者。”

  寺观 佛寺(寺、仙寺)36座,道观(庵、仙、殿)81座。唐有青林寺,五代建奉圣寺、目莲寺、慧日寺;宋嘉定间修洞真观。寺观林立,释道并盛。清代尝设僧会司、道纪司,分理释道二教。

  祠庙 《营建》列祠庙61座。神主为先圣先贤、名宦乡贤、忠义孝悌等。亦有传说中保境安民之神灵。

  《祀典》则详文庙仪注、祭器、乐器、乐章、舞谱等。又以《秩祀》,载武庙、文昌庙、社稷坛、先农坛、城隍庙、土地祠以及耕藉、迎春鞭春等仪典,并详录其陈设、仪注、祝文,免后人“礼失而求诸野”之尴尬。

  风俗 载元旦、上元、清明、端午、六月六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阳、十月朔、冬至、小年、除夕等节庆与婚娶、丧葬、祭祖之土俗,另以《附录》收录方言词汇若干条及瑶族风物之大概。

 

水迹浪痕

  倘或国史是历史长河,县志则是溪流。漫步小溪,那些曾经的水迹浪痕、沉沙卷石仍在闪光。

  同治《酃县志》体例严谨,文字简约,史料翔实。此外,尚有几个特别之点:

  一是为炎帝陵设专卷。此举既是县志之传统,亦为县志之特色。清志三修,皆为炎帝陵专设一卷,从而使炎帝陵殿制、建置、祀典、碑文等得以完整留存。

    二是“三书(著述、掌故、文征)”相辅而行。《星野》、《炎陵》卷大量引用典籍;其它卷则附录掌故、文征。文征有按、记、诗、赋、铭、考辨、详、示等。凡有存史价值,必录而附之。既精减了著述,又留存了原始史料。

    三是为普通人立传。不论贫富、职业、性别、有无功名,凡点滴懿行、一技之长,胥为传之,为全面观察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材料。尤应称道者是为艺人立传。如刘文玮工草书,擅雕刻;谭启显泥塑,“炼细腻泥藏袖里,与对坐闲谈,两手暗摸,顷刻立就。”罗沛书法,“远近求笔迹者无虚日。”周希尧为写生妙手,邓珂、罗先馨称肖像奇才;陈福春水墨山水,名噪一时;罗承邦长于画牛,李贤冠娴于操琴等,虽寥寥数语,亦让人过目难忘。

  县志编纂于137年前,必然会留下时代印记。如以“三纲五常”为道德规范;以“学而优则仕”为价值观;称农民起义军为“贼”、“寇”等,这是编纂者不可逾越之时代底线。

  以今人目光观之,县志亦有遗憾之处:如记事过于简约,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、当事之人,山水名胜之所在,人物居地之详址等所载甚略或不及。物产、都市仅具名录;传统手工业如冶铁制陶、造纸印刷、纺纱织布、铁工银匠、绣花缝制等未见着墨;民间艺术则杂见于《风俗》,使今人窘于稽考。《艺文》占较大份量,然部分诗赋铺张辞藻,未脱矫柔粉饰之俗。

  县志具存史、资治、教化之功能。旧时县令履新,必索而读之,置之案首,用以考镜。

  令修纂者意料不及,若干年后,县志为当代伟人所用。

  192710月上旬,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驻军水口墟,旋即向中共梁桥党支部书记周里索阅县图。周里从乡学先生处借来同治《酃县志》。毛泽东藉此谙熟酃之地理人文,且据志载《全境图》及相关史料,部署分兵游击,作出进军茨坪,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战略决策。

  1962125日,胡耀邦(时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、湘潭地委书记)视察酃县,下车伊始即索阅县志,得知炎帝神农氏葬于县西之塘田乡,翌日便步行至炎帝陵谒陵。第三天即在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,号召弘扬炎帝神农精神,为人民多做好事。

  1986年,炎帝陵殿在失火30年之后得以重修,亦据县志所载图、文,修旧如旧。胡耀邦(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)欣然为炎帝神农氏题写墓碑。

  酃县志何其幸也!

                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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